龙港 38 年：中国农民命运的改变与共同富裕的启示

编者按

龙港，是一个不应该被时间遗忘的名字。

38年前，浙江最南端的农民乡亲从这里出发，打破坚固而冰冷的城乡二元化藩篱，用自己的双手和奋斗，催生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中国农民第一城。那是一个惊天动地、欢天喜地的新世界；38年后，作为中国第一个“镇改市”和最年轻的城市，龙港则是寄托了曾经的农民们创造与财富梦想的彼岸。

农民命运的起落，与革命和改革的成败正相关。本质上，龙港的意义不是造城，而是中国农民在这里彻底改变了千年不变的命运。依循共同富裕的大历史轴，龙港38年给予了我们诸多启示：

——没有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农民始终是最广大、最弱小的“大多数”，只有亿万农民得以分享的共同富裕，才有真的意义；

——农民从来不注定是卑微的被施舍者，只要有一道阳光，他们同样可以成为财富新世界的创造者；

——中国农民要抛弃的是贫困及狭隘的农民意识，物质富裕之上，还要拥抱法治、契约、平等、利他的公民意识和精神富有。

38年回望、前瞻，澎湃新闻再访龙港，采写摄制了一组4篇系列报道，意图在中国改革、农民命运、共同富裕间厘清其内在肌理与逻辑。以下为“综述篇”。

37年媒体生涯，记忆中来到龙港采访过8次。第一次是1987年11月，第八次则是在今年骄阳似火的8月。

龙港是谁？龙港在哪里？

龙港本不存在。1983年10月12日，浙江省政府批准设立了新生的龙港镇。这个该省最南端温州苍南县下辖的小镇因为地处浙江八大水系之一鳌江入海口南岸，鳌江又名青龙江，而获名龙港。

龙港出生即声名大噪：1985年后数年间，十多位党和国家领导先后前来考察，参观取经的外省市干部逾20万人。强烈吸引各方目光的，是推动龙港神速崛起的三大创新：打破城乡壁垒的户籍改革、土地有偿使用和大力培育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

1983年，龙港的全部家底是一条建于清同治年间总长几百米的方岩老街、5个渔村、7800人口、六千元开办费、一台电话机，以及一大片白茫茫的盐碱滩涂。仅仅两年之后，依靠当地农民自费集资一千多万元，龙港建成新房100余万平方米，城区面积4.26平方公里，人口猛增至3万，挟“中国农民第一城”之名，龙港横空出世。至1998年，龙港已跃居全国百强镇第四位，浙江省第一强镇。

2019年9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龙港撤镇建市并正式挂牌。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的试点，2021年，龙港成为了地区生产总值达340亿元，面积184平方公里，人口47万的中国第一个镇改市和最年轻的城市。

2019年9月25日，龙港市挂牌成立大会召开。龙港市委宣传统战部供图。

纵观中国44年改革开放史，在造城奇迹的维度，龙港与深圳堪称最闪耀的双子星。而与深圳不同，龙港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这里创造的不仅仅是财富和一座城市，更在于群体性地彻底改变了农民千百年卑微的命运。

今年8月，专访对话龙港市委何宗静书记。在市委会议室，我注意到墙上一幅龙港行政区划图密密麻麻的地名居中，有一个名叫“平等社区”。何宗静书记告诉我，“平等社区”的地名源于1950年，当时原属平阳县宜山区的平等乡在全县最早实行土地改革和向农民颁发土地证。欢天喜地的农民兄弟心怀“新中国人人平等”的憧憬，遂改乡名为“平等”。

“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龙港这条共同富裕的大船上，曾经的农民才得以开始将共同进步化为真真切切的现实。”何宗静说。

七十余年间，龙港今夕，地覆天翻。龙港的故事，就是中国农民的翻身记，是底层民众从贫困走向共富的奋斗史。

陈定模：苦难没有意义，只有帮助农民战胜苦难，才有意义

陈定模的名字，几乎可以和龙港的新生划上等号。

“农民之子”，是陈定模口述的个人回忆录第一章的标题。他的确是农民的儿子。

1939年2月出生的陈定模是龙港之南的苍南县陈家堡村人，7岁丧父，在八姐弟中排行老六。他童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1954年春天，家里即将断粮，裹着小脚的母亲决定带着他和弟弟去往福建福鼎山区逃荒。逃荒时路经福鼎枫树湾凉亭，凉亭里有卖粥的，一分钱一大碗。那一刻，这一碗白粥对挑着全家的行李翻山越岭的陈定模有天一样大的诱惑。但想到母亲囊中只有几枚救命钱，而且如果自己喝粥，弟弟一定也要喝，母亲一定不会喝，他强忍了，走下路边的溪沟喝了几口溪水充饥。

“对中国农民来说，饥饿是最大的苦难，温饱就是最大的幸福。”回首往事，陈定模说：“但是，苦难没有意义，帮助农民战胜苦难，才有意义。”

正是怀揣这番同样铭心刻骨的信念，1984年6月11日，陈定模主动请缨，担任了一穷二白的龙港的镇委书记。

上世纪80年代的龙港。“龙港发布”微信公号图

战胜苦难不仅需要信念和勇气，还需要正确的方法和路径。

上任伊始的陈定模面对的是这样的两难与挑战：刚刚降生的龙港“灯不明、水不清、路不平”，没有人，更没有钱；而龙港周边乡村一大批农民抓住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叮叮当当的个体私营工业品小作坊如野草般地快速滋长。他们想进城，他们想要更大的创富舞台和更美好的城市生活。但森严的二元化城乡壁垒，让他们长久地沦为不平等的乡下人。

世界是折叠的，我们就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让它变成平的！

虽然只有初一辍学的文化，却担任过县委宣传部理论宣传科科长的陈定模，在现实和禁令之间大胆亦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他的理论破冰。

——未来龙港的人从哪里来？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锁定了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两个闭环，不流动、不兼容、不平等。在当年，要想跨越最大的制度性城乡不公平，难于上青天。改革暗潮涌动，缝隙乍现。陈定模在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找到这样一段话：“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他在同年6月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还发现了更详尽的理论依据：“鼓励农民到小城镇务工经商。凡在小城镇有固定收入和住所，允许自理户口到所在地落户，作非农业人口统计。”

“所有的可能，都是由不可能转化的。从不可能到可能，中间就是一个字——干！”在就任后的第一次龙港全体干部大会上，陈定模大手一挥。1984年6月，龙港成立“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7月，在《温州日报》头版头条推出《龙港也来一个对外开放》的重磅报道。

苦城乡剪刀差久矣的农民沸腾了，半年之间，3万多人离土离乡，奔赴龙港。

——建设龙港的钱从哪里来？放眼四望，龙港什么都没有，只有4.7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土地都是国家所有，在此之前没有商品属性，不许买卖，均属无偿划拨。理论难题还得靠理论突破。爱读书的陈定模在《资本论》中又找到了马克思引用的威廉·佩蒂的这样一段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既然土地是“财富之母”，就必然有其价值且可以创造新价值。1984年8月，龙港镇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在龙港镇建房有偿使用土地收费标准的规定》，以收取公共设施费和劳动力安置费的名义进行土地有偿转让，并按照级差地租的原理，将不同地段的建设用地分成六个等级。

同样在半年之间，900多万元农民集资款涌入龙港。三年后，深圳公开有偿转让全国第一块国有土地；四年后，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一次在法律上确立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

第一个开户籍制度改革的先河，第一个吃土地有偿使用的螃蟹。龙港大船扬帆，被理论界赞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的改革创举”。

农民进城了，龙港崛起了，人民富裕了。

“千百年来，农民都是最可怜的群体。但他们不需要被拯救，改革时代，只要有党和政府给予的一线阳光，他们就会绽放自己，改变命运！”30多年后的2022年8月，我第二次当面采访陈定模，遥想自己一生中最闪亮、最有意义的那段时光，84岁的他依然激动如少年。

2022年8月，84岁的陈定模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澎湃新闻记者张刘涛图

我问陈定模，看到今天日益繁华的龙港，他有过什么遗憾？“龙港这个新生儿，我没有能够一直陪伴她长大成人。”1989年秋，由于各种原因，陈定模被调离龙港。5年前，他来到龙港时体重120斤；离开时，只有90斤。

2018年正月初四，陈定模80岁生日，他为自己写了一阕《满江红》：滚滚龙江，逐浪高，勇立潮头。破樊篱，力排众议，敢写春秋。三十年鞠躬尽瘁，半生情夫复何求。曾记否，昔日小村落，尽高楼。

龙港，早已不是往昔的小村落；38年奋斗留给龙港的，也决不仅仅是如林的高楼。

“斗转星移，但第一代改革者的勇气还在，当年温州人的那一股劲还在。”龙港市委书记何宗静说，“龙港永远在变，一代代共产党人帮助农民战胜苦难的信念永远不会变！”

王均瑶：能让每一只鸟儿自由飞翔，那才是真正的天空

王均瑶，应该是龙港迄今最出名的农民创业者。他的出名，是因为“胆大包天”。

当年，购销员出身的王均瑶主要的业务点是湖南长沙。1991年春节，已经跑了5年购销、25岁的王均瑶准备回老家过年，因买不到火车票，就与一帮生意朋友从长沙包了一辆豪华大巴赶往温州。途中，他突发奇想：我能包汽车，为什么不能包飞机？长沙一带的温州商人就有1万多，从长沙到温州陆路行程1000多公里，乘火车转汽车起码得要两天。如果开通一条空中航线，还愁没人坐？

他越想越兴奋。年一过，王均瑶一脚跨进了湖南省民航局。接待他的官员被吓着了：什么，私人包飞机？还是个嘴上没毛的农民？

但方案很诱人。由王均瑶承包长沙至温州的航线，每周两个航次。他必须按飞行架次、里程上缴营运费，而且是提前把承包款打进民航部门的口袋，盈亏则自负。也就是说，王均瑶包飞机，民航部门包赚。于是，门开了一条缝：不声张，试试看。

王均瑶向湖南民航局承包飞机，开通长沙至温州的航线。“龙港发布”微信公号图

此前，王均瑶没坐过飞机。生平第一次见到的飞机，是十几岁时在温州隔壁金华市的公园里，和一架部队赠送的报废战斗机合了个影。时任温州民航站站长张德志回忆，其实，在王均瑶之前，1990年7月温州机场刚建成开航时，温州乐清有两个农民曾经包过杭州至温州的安24飞机。但很快，他们就以“非法经营”的罪名，被公安机关拘留起来，白白关押了17个月。要知道，那时候，买机票还需县团级以上政府部门介绍信。

这一次，王均瑶成功了。1991年7月28日，一架被王均瑶“包”了的客机从长沙起飞，1小时30分钟后，稳稳降落在了温州机场。王均瑶的胆大包天，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面朝黄土的中国农民的脸谱，彰显了经历改革洗礼的中国农民的全新形象。

首次包机后，龙港青年王均瑶一发不可收：成立中国第一家农民民营包机公司，迅速包下了30多条航线；以18%的股份参股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成为彼时中国第一家入主垄断性民航主业的私营企业；宣布投资6亿元，收购并重新改造湖北宜昌机场。

2004年11月，王均瑶因晚期肠癌病世，旗下均瑶集团总资产35亿元。

王均瑶“胆大包天”15年后的2006年9月25日9时55分，一架空中客车A319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腾空而起——均瑶集团全资控股的民营上海吉祥航空有限公司实现首航。目的地：长沙。

王均瑶是从龙港起飞的，他的中国第一家农民民营包机公司创办于龙港。但龙港青年王均瑶并不是真正的龙港人——事实上“真正的龙港人”并不存在，所有龙港人都是龙港新生的新龙港人——而是1984年涌进龙港的第一批外乡农民。他的家乡是龙港南部更偏僻贫穷的渔村——苍南县大渔镇渔岙村。

关于王均瑶的出生地，有一则流传颇广的趣事：王均瑶见到外国人，就说自己是上海人；见到上海人，说自己是温州人；见到温州人包括见到媒体记者，他一定会骄傲地说自己是龙港人。1994年10月5日，龙港举办建镇10周年庆典，“包机大王”王均瑶高调包租了飞机，在龙港的天空抛撒彩带助兴。而好友回忆，出名后的王均瑶很少回渔岙，即使回来一趟也是行色匆匆。毕竟，渔岙曾经带给他的只是一条穷命，永远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龙港镇举行建镇10周年庆祝活动时，王均瑶包租飞机在空中抛撒彩带助兴。萧云集图

作为全国知名度最高的龙港创业者，我先后三次采访过王均瑶。

印象中，他可能是最善于“弄出响动”的温州人。与绝大多数行事低调，习惯“少说话多赚钱”的传统温州商人不同，无论是登台亮相包飞机还是此后的大小生意，王均瑶总是能以“最开放的浙商”形象聚焦媒体的目光，谋事与谋势始终交织在一起。有人笑言：“王均瑶见到记者就来精神。”

开放的视野，开放的性格，开放的精神，开放的龙港青年王均瑶。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城市，因为龙港，能让每一只鸟儿自由飞翔，那才是创业者、奋斗者向上生长的真正的天空！

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分析说，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个中国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他们所坚持的习俗和准则“一向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牢固不变的社会现象”；另外一个中国，则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开放的上层。

流动和开放带来的是活力与机会。这种活力与机会不仅让王均瑶们这样的优秀者一飞冲天，也为无数默默无闻的平凡者打开了空间，展现着希望。

陈定模回忆录的撰写者陈文苞，当年是一个和王均瑶差不多同时期跟着父亲来到龙港的少年。他记忆中，那时候的龙港到处是建房造厂的工地。少年陈文苞突发奇想：龙港城里的人可比自己乡下老家的人多多了，如果卖棒冰生意一定会好哇！他悄悄向亲戚“借”了20元，到龙港棒冰厂进货，40根雪糕5角一根的成本，卖出去是1元。背着一个桶沿着龙翔路一路吆喝，结果还没走到下埠，棒冰就卖光了。一算下来，利润10元。12岁的少年陈文苞异常兴奋，又去进货，又卖光。一天辛苦，净赚30元；辛苦一周，净赚300元。

几十年后，已经担任了龙港大型民营企业董事会秘书的陈文苞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自己用棒冰赚得第一桶金的每一个细节。这一人生的细节让他坚信：对曾经的乡下人来说，城市意味着更好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更大的舞台，而且，它公平。

截至2022年，龙港常住人口47万，在册市场主体总量达84640家，每5.5位龙港人就有一个老板，人均比例远超全国及全省平均水平。大众创业、人人做老板的“老百姓经济”的背后，则是机会均等、透明公平的政府高效服务体系持续38年的不断探索完善。

1995年，龙港即被国家有关部委确定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对行政管理服务体制等七方面进行改革；2010年，浙江省首个镇级行政审批中心——龙港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成立；2016年6月，龙港15个“大部制”部门挂牌，意味着国家级新型城镇化试点中的行政体制改革架构完成搭建；2020年11月，“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启动，龙港全市涉及7个部门的1146项行政审批事项统一划转新成立的行政审批局。企业和民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只盖一枚章”，构建起了“速度最快、流程最简、事项最少、服务最优”的新型县域政务服务的又一龙港模式。

龙港“一枚印章管审批”。池长峰图

楼高10层的均瑶大厦至今矗立在龙港市龙港大道和西一路交汇处，因为已经建得有些年头了而显得多少有点陈旧。但它面朝太阳，依然在告诉每一个龙港人，这里是奋斗者起飞的地方。

包郑照：有契约、法治的公民意识，共富才会持久

包郑照大概是龙港名人中，我没有当面采访过的唯一一位。

和王均瑶一样，包郑照不算是“真正的”龙港人。他原本是龙港隔壁舥艚镇的正宗乡下人。2002年，包郑照去世；2011年，舥艚镇被拆并，最终成为龙港的舥艚社区，他的子孙也成为了“新龙港人”。

但某种意义上，包郑照的名气并不比王均瑶小。他的出名，源于中国第一起“民告官”案。我在2018年撰写出版的《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一书中，对这一震动全国的事件有过详尽的追访和记录。

龙港曾经归属的苍南县地处浙江最南端。1980年代，从杭州坐公交客车翻山越岭一路颠到苍南县城灵溪镇至少得花上15个小时。以至每次采访出发前，我都有点后怕。

1988年8月25日，小镇突然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人，新华社、《法制日报》等26家媒体的近50位记者蜂拥而至。有1032个座位的苍南电影院被改造成了临时法庭，国徽悬挂在淡蓝色的天幕上方。这一天，中国首例农民告政府案开庭。

原告：舥艚镇61岁的农民包郑照；被告：苍南县县长黄德余。法庭上，有着又长又乱灰白胡子的包郑照抱着一个用竹子做成的水烟筒，一刻不停地埋头猛吸。在他的身旁是他的两位女儿、两个儿媳和老伴。法庭审理就在这一团倔强的烟雾和五个女人胆怯的低泣声中开始了。

1988年8月25日，中国首例“民告官”案开庭。“龙港发布”微信公号图

事由是一件在乡镇每天都可能发生的房屋纠纷。1985年，包郑照经镇城建办批准在舥艚镇东面的河滩上建造了3间3层楼房，占地面积126平方米，并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1987年，苍南县政府下发了《关于强行拆除包郑照违章房屋的决定》，认为包家房屋盖在了河堤范围内，占用水道、影响抗洪防汛。7月，苍南县调动70余位武警及县区镇干部300多人对包家附近进行了封锁，采用爆破手段连续爆炸17次，将房屋延伸至河道的1.5米建筑强行拆除。包郑照愤然提起诉讼状告县人民政府，要求确认他的房屋的合法性，赔偿经济损失13012元，并追究主要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这一普通又极不普通的案件背后，有两个极富隐喻的看点。看点一，是农民包郑照选择了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龙港在内，江南（鳌江以南）之地百姓千百年素来尚武，民风彪悍。村落大多聚族而居，一个村一个大姓，彼此一旦纠纷积怨，便群起而攻发生严重的宗族械斗。据不完全统计，仅1967年至1991年，即发生大小宗族械斗1000多起，死亡 20人，伤39人，最大规模单次“出兵”号称万人。1982年春，时任江南钱库区委书记的陈定模就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制止过一起“出兵”千余人的宗族械斗，惊心动魄。自家房屋被强拆后，胸腔中激荡着江南人血性的农民包郑照曾想拿起炸药包，和拆迁者同归于尽。儿子们极力劝阻了他，几经坎坷，他们去了省城，请了律师，“要相信法律！”

看点二，是堂堂县长黄德余屈尊向农民和法律“低头”。彼时，国家尚无行政诉讼法规，只能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关键是，开庭当被告，会不会丢了政府的脸？据回忆，当时苍南县委、县政府曾经就县长应不应该出庭进行过三次激烈的讨论，与会者80%表决不同意。很显然，需要勇气的不仅仅是农民包郑照，而更是县长黄德余：“这起案件的公开审理，如果有利于民主建设的话，那么我愿意成为试验品，成为垫脚石。”

庭审三天后一审判决：包郑照建房手续不全且危害水利安全，县政府对其强行拆除属合法。包郑照不服，继续上诉。12月，浙江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结百日后的1989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倔强而“讲道理”的包郑照奋力撞开的是一扇从未开启过的大门。

2002年10月16日，已经74岁的包郑照因病去世。临终前，这位“中国民告官第一人”把众多儿孙叫到床前：“我当年的这桩官司虽然输了，但有那么多人关心，我无憾今生。今后你们一定要学法、懂法，只有守法才能为自己讨‘说法’。”据包郑照子女介绍，其孙女高中毕业后，选择报考了浙江大学法律系，而其孙子则取名“包诉讼”。

因为纳入了舥艚渔港风情小镇的建设规划，包家的那间老屋已经被政府征购。火辣辣的今年8月，包郑照的大儿子包松柱拉着装满当年诉讼所有资料的小推车陪我们去往老屋，腥咸的海风中似乎也夹杂着历史记忆的碎粒扑面而来。站在老屋前，包松柱说：“我们家族为自己曾经的选择而骄傲，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

包家当年被炸老屋现状。澎湃新闻记者姚似璐图

农民问题研究者秦晖评价认为，浙南龙港，这个由“乡下人”的民间行为创造的新城，是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带来了市民的权利和责任，也带来了由身份到契约、由服从到交换、由被指令到遵循市场规则、由市民到公民的社会转型。

因改革而生的龙港，在城市治理的社会肌理深处，同样透射出浓重的改革气息。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重要抓手，龙港社会治理改革以“大部制、扁平化、低成本、高效率”为指向，仅设置了15个党政部委办、1个群团工作部及6个事业单位，行政事业人员编制核定1640人，机构与人员数量只有同等规模县市的五分之二。“小政府、大服务”，一方面依靠的是简化流程、并联审批的行政集成改革，以及数智化技术平台建设，另一方面则是有序实施权力让渡，从当年的农民自费造城进化为公民社会自治：

——社区服务自治。撤镇建市后，龙港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全域市民化，形成“市级+102个社区”的扁平化管理架构。依托各类主体协商互动的社区自治体系，打造养老、教育、医疗等“15分钟社区便民服务圈”，以及以浙江省首家专业致力于问题和偏差行为未成年人的“5A级”壹次心未成年人帮扶中心为代表的“10分钟志愿服务圈”。

壹次心未成年人帮扶中心

——行业服务自治。2020年，龙港即开列出第一批共154项政府职能清单，让渡转移给行业协会、社会组织。2021年，又在此基础上对职能转移清单进行了动态调整，并将承接职能转移的社会组织优选范围扩大到了全国。

城市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及以此为内核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契约、法治的公民意识，社会各阶层的关爱、互信与彼此尊重，是创造财富、共同富裕这条大船远行的平稳航道。

在龙港，包郑照之后，一粒粒的种子春风化雨，无声滋长。

陈定模、王均瑶、包郑照，他们都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儿子。他们都曾经在龙港38年创新发展史上熠熠生辉，他们也终将消散于更长久的历史尘埃。

大学毕业后，我长达18年就职于新华社浙江分社。对温州、对龙港持续的追访由此开始。在新华社，我担任的一直是农村记者，这是一个当今媒体机构内部采编分工中早已湮灭消失的“物种”。这段重要的媒体生涯却让我得以触摸到源自乡村的中国改革的喷薄心跳，学会了从农民的视角观察中国，从农民命运的蜕变眺望中国命运的进化。

我始终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回溯中国改革史，甚至上溯中国革命史，农民命运的起落与中国革命及改革的成败正相关。

中国式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首先决定于农民人数的众多。据权威统计，1949年，中国人口总数5.4亿，农民4.8亿，占比89%；1978年，中国人口总数9.6亿，农民8.4亿，占比88%；2021年，中国人口总数14.1亿，同年5月公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5.1亿，占比骤降至36%。改革时期，农民人数占比巨大变化的背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动无疑居功至伟。

36%的占比，是否真的意味着农民已经不再是中国的大多数？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得更宽些。除了5.1亿“准农民”之外，据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2021年全国共有进城务工的农民工2.9亿人。这是一个庞大的“动态农民”的群体，他们会随着经济兴衰、就业易难，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起伏流动。另外，与发展层级更高的欧美城市化不同，中国探索的是更为宽泛的城镇化路径，不仅有一线、二线城市，还有八线、九线小镇。在这些量大面广、尚处于城市化低点的偏远小镇，将生存其间的基数同样庞大的人群——至少是部分人群——定义为“广义农民”是恰如其分的。

我们无法对“准农民”+“动态农民”+“广义农民”的数量给出一个精准的测算，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代表的农民群体将依然是中国的大多数。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并不因为他们是农民，而是因为他们是最弱小的“大多数”。

费孝通先生在其出版于1939年的名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认为，没有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没有作为最弱小的“大多数”的农民的富裕，就没有中国的共同富裕。

基于这一宏大的时代命题，龙港38年给出了一种清晰的可能以及触手可摸的现实图景：在以城市化改变农民命运的制度性改革逻辑之上，农民个体创富，并进而群体共富。正如作家朱晓军在《中国农民城》一书中所描述——“搭上龙港这艘大船，哪怕你是船尾的一只蜗牛，今生今世都爬不到船头，却有希望一起抵达理想的彼岸。”

在龙港，我们倍感欣慰。